行为科学:推动主流经济学认知革命 社会科学报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促使人们重视心理因素对经济的影响。此后,行为经济学一度成为热门,但由于经济学家对变革的抵触,经济形势所急需的认知革命一直未能完成。今年硅谷银行倒闭等引发的一系列持续危机,进一步推动了学界对经济学研究的反思。近日,在《评论汇编》刊文《重新审视经济学中的行为革命》(Revisiting the Behavioral Revolution in Economics)探讨了该问题。

2008年,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后来的诺贝尔奖得主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和哈佛大学法学教授卡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出版了他们的著作《助推》(Nudge),该书普及了这样一种观点,经济决策如同一座建筑物,细微的设计变化(助推物)可以影响我们的行为。

这本书轰动一时,标志着一道知识的分水岭。但在这本书出版15年后,问题依然存在:行为经济学是否如其宣传的那样是灵丹妙药?塞勒和桑斯坦的论文基于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和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的研究和见解,他们之前在《斯坦福法律评论》(Stanford Law Review)上发表的一篇与克里斯汀·乔尔斯(Christine Jolls)为共同作者的文章,将这些研究和见解应用于法律和经济学领域。虽然这篇论文是有史以来被引用最多的法律评论文章之一,但在该学科之外,它几乎不为人知。

但在《助推》出版后,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行为经济学突然成为主流,塞勒和桑斯坦也因此爆火成为明星经济学家。塞勒于2017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奥巴马政府聘请桑斯坦担任白宫信息和监管事务办公室主任,该书的成果转化为政策,在全球催生了200多个“助推单位”。

备受赞誉的作家迈克尔·刘易斯(Michael Lewis)的《点球成金》(Moneyball)和《大空头》(The Big Short)进一步激发了人们对行为科学的兴趣。《大空头》被改编成电影,塞勒还在里面客串。在短短的几年里,行为经济学从缝隙专业化变成了文化现象。除了热度,行为学的突破还预示着一场全面的认知革命,从根本上改变那些有价值的知识来源。行为经济学家特别强调除了计量经济学分析之外,心理因素在理解经济制度如何运作方面的重要性。

行为科学与关注个体行为者决策行动的微观经济学的结合,使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消费者和企业本身的认知和偏见可能导致他们的行为偏离理性的经济模型。如今,大多数主要大学都将行为经济学纳入了它们的课程,大多数主流教科书都引用了行为学的方法,即使有些轻描淡写。此外,行为经济学揭露了长期盛行的理性行为主体方法所存在的缺陷,扩大了研究视角,如恩斯特·费尔(Ernst Fehr)关于“强劲互惠”的研究,罗伯特·希勒(Robert Shiller)的叙事经济学,以及内森·纳恩(Nathan Nunn)关于文化经济学的研究。

但微观经济学之外,行为革命的影响仍然不大。许多学者仍然对将心理学见解纳入经济学持怀疑态度,因为经济学经常以自然科学,尤其是物理学为蓝本。心理学中广泛传播的复制危机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怀疑。

宏观经济学家研究经济的总体功能,探索产出、通货膨胀、汇率、货币和财政政策等因素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行为趋势,这一点表现得尤为突出。他们对行为因素的漠不关心似乎反映了这样一种理念,即个人癖好是平衡的,而行为经济学家所认定的偏离理性的古怪偏好注定会相互抵消。这种理念的直接含义为,基于价值最大化行为的定量分析无需改进,例如主导决策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然而,这些假设的有效性仍然不确定。

在银行业危机期间,比如2008年的大衰退,或者今年硅谷银行倒闭引发的持续危机,经济参与者——尤其是金融机构和投资者——的反应似乎是由从众心理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所说的“动物精神”驱动的。

正如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中指出的那样,即使没有金融恐慌,“预测一般人对一般人的看法”也充满了错误和不确定性。但是,尽管乔治·阿克洛夫(George Akerlof)一直主张行为宏观经济学应考虑“认知偏见、互惠、公平、羊群效应和社会地位”,但宏观经济理论的现实基础仍然不稳固,通过网络分析等工具帮助我们系统化对传染型现象的理解所能触及的范围仍然有限。

经济学对行为科学的有着深刻的根源。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该领域指出了长期占主导地位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范式的异数,比如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对公地悲剧提出的解决方案,以及阿克洛夫、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和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几位诺奖获得者对信息不对称的研究。与此同时,经济学家拒绝更新经济学的核心假设。这种状况好比一个帝国政府声称要在其殖民地维护法治。经济学家们通过允许范式外围的压力有限度地释放,成功地阻止了可能破坏整个体系的重大变化。与此同时,主流经济模式的核心原则基本没有改变。

为了让经济学能够反映人类行为,遑论影响人类行为,这门学科必须积极深入人类心理。但是,随着新古典主义理论呈现越来越多的异数,后续每一次突破都会成为对该领域既定范式合理存在的挑战,破坏了该理论的简约特征,而简约正是该理论的迷人之处,也是其权威性的源泉。行为经济学家将他们的干预限制在“助推”的范畴,希望这样可以使自己与这门学科保持一致。但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们带来了一场重视收视率的“为电视制作”而生的革命。吉尔·斯科特-赫伦(Gil Scott-Heron)提醒我们,真实的事情不会在电视上播出。